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多，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

我国城镇化是否会继续？还会继续多久？

一、我国城镇化红利期还有多久？

统计显示，2018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3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6.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9.58%，比1978年末提高41.6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城市数量显著增加。2018年末，城市个数达到672个，比1978年末增加479个。城市人口规模明显扩大，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1949年末，城市人口共3949万人。2017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户籍人口达到48356万人，户籍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4个，而1978年末只有上海市一个。

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88年的33.3%，到2008的46.9%，再到2018年的59.58%——2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走过了一个高速发展期，现在依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国外率先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之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要达到70%，才会放缓。如果按照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我国的城镇化，还有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机会。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达到70%。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城镇化基本目标已接近实现了，因为我国拥有近14亿的人口。

而如果从实际城镇化质量来看，我国城市化率才达到43.34%，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大概是2亿多的人口。从43.4%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70%的城镇化率，还有一个15-20年的红利期。

中国的城市是下一个周期里的重中之重。把中国的农民转到城市里，是我们下一个周期里最大的红利。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是城市人口的1/3，消费是城市人口的1/3，这里面蕴藏的红利该是怎样的一个巨大数字呢？

巨大的红利可以释放至少15-20年，直至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在城镇化质量提高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才可以说城镇化进程已达到一个相对稳定期，我国整个经济增长结构才会发生变化。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接近60%，在这个阶段，按照国际经验，人口会加速往大都市圈转移，尤其是会往几个大区中心城市以及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转移。

目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中心大城市对区域经济的引领带动作用日益突出。目前包括济南、南京、杭州、郑州、武汉、成都、西安等强二线城市都在积极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平台，集聚高端要素、人才，引领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升级。

分地区来看，目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80%，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发达省份的城镇化率也接近70%。在这个阶段，未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镇化一大特点是人口从中小城市流向中心大城市，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不过，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较高，但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以珠三角为例，2016年，珠三角净流入人口为2647.9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4.14%。在东莞和深圳等珠三角经济发达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倒挂现象。

非户籍人口虽在当地工作生活，但难以享受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和政策待遇，这种城镇化就是伪城镇化。因此，对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说，在城镇化率比较高的情况下，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今年4月，发改委颁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试点重点任务通知》，提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核心是解决质量问题。该文件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另一方面，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这为非户籍人口带来了红利，将来，非户籍人口持有的居住证的含金量将大大提高，这将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也能实现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群内部存在不平等竞争关系，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于高等级城市。城镇化面临着转型危机。

目前，城市群间的城市内在关系不是一个平等市场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等级化的关系。城市群要向高等城市集中，全国要向直辖市集中，各地区向地级市集中，这是中国城市发展普遍特点。

由于优质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了高等级城市更多追求城市质量，忽视了城市对就业人口的容纳。而且一些成本低的中小城市发展的活力受到遏制，这一现象在城市发展中比较普遍。

高等级城市有了资源就通过卖地来发展房地产，不断的扩张，导致城市铺的摊子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过高的土地价格不利于人口进入城市，不利于城镇化红利的实现。过高的成本使得城市和农民进城之间有了天然的鸿沟，阻碍了进一步城镇化发展，城市包容性下降。

三、城镇化给我国带来的积极因素

城镇化发展到底会对中国增长带来哪些积极因素？

首先，过去三十年，我们每年大概有1000-2000万人口进入各类城镇从事非农就业，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城市整体建设质量改善等方面，确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收益也是特别大的。城市消费和农村消费是不一样的。城市人口的消费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29%，也进入到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消费内容会发生极大变化，这种变化会促进需求的变化。

一是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要求农产品商品化及农业结构改善，需提供更丰富的农产品，也要求农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对我国的乡村振兴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二是会大大刺激工业制成品的消费。实际上，这几十年城镇化高速增长，已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城镇化的红利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还可以有3-4亿人口进入城镇，去购买住房，从农村消费转向城市消费，带动对实体经济的需求，带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红利到目前为止还有巨大的释放空间。

四、接下来的城镇化道路怎么走？

在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要保证资源高效利用、降低发展成本。

应当尊重市场规律，不通过行政手段排斥人口或者排斥产业，与此同时，还应当降低成本，允许资源向成本低的空间流动，更多释放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活力、农民进城的活力、释放土地潜在的活力。例如，美国的大企业都不在主城区，而是在周边的小城镇。

释放城市活力上，要在下放权限改变中国等级化管理结构方面做更多文章，这可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来实现。例如，我国以特大城市为主体的都市圈中，轨道交通通常只有几百公里，而在一些欧美国家500万到800万人口城市，周边的城市轨道交通往往有2000~3000公里。

形成这样的差异，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群一直是向“核”发展，而周边城市的发展没能跟上。实际上这些周边城市未来可以释放巨大空间，也可以成为降低城市住房成本、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最重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