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日见好转，复工复产、恢复经济正常运转正成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定位，今年以来4次中央级别的政府会议都提到了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更提出现阶段“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即5G网络、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4日召开会议指出，当前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见表1）

表1  4次中央级别的政府会议强调“新基建”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和增速换挡相叠加，中国经济此轮调整远超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季度经济增长创40年来新低毋庸置疑。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举。当前，国内财政政策的宽松空间比货币政策更大，财政政策必然在此轮宽松中担当更大的责任，加快基础设施投资是主要措施之一。因此，在中国经济这样的“至暗时刻”，基建，尤其是“新基建”，是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最直接办法。

目前市场和监管层面普遍的看法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最简单有效的途径就是基建。加快建设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是目前对于稳增长、稳就业，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见效最快的路径。在过去40年中，基建造就了中国制造强大的竞争力：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带来了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基础设施投资的飞速增长带来震撼性效果：现代化基础设施的遍地开花，工业与经济实力的飞速提升，以及国家整体面貌的焕然一新。

当前，我国和发达国家基础设施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见表2），就我国当前的基建现状来看，传统基础设施的短板有待补缺，以信息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亟待崛起。

表2  中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

资料来源：美国交通部，中国交通运输部，泽平宏观。

一、“五新”助推“新基建”带领经济走出“至暗时刻”

回顾历史，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大行肆虐的2020年，绝不应简单的重走以“铁公基”为代表的基建老路，导致不必要的浪费和空城现象，而应聚焦于关键在“新”的“新基建”，用改革创新推动当下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更新认识新基建新的内涵，在新的地区，对新的主体，用新的方式，开拓新的领域。

具体而言，在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以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光纤、特高压、工业互联网、北斗系统、智慧城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新的领域为代表的“新基建。当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四大项目为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窄带物联网（NB-IOT）和北斗导航；每一个项目都意味着庞大的投资。仅就5G而言,?据《2019年中国5G产业市场研究报告》预测，今后15年全球5G产业的投资额将高达3.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约30%，并将创造出1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因此，当前我国应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市场，助推相关企业的崛起，而非着眼于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要两条腿走路，同时推进发展“金融+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定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最终目的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低于发达国家的80%。因而中国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的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泽平宏观”预测当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大型城市群。因此，新的地区即指以上城市群地区，因在以上地区提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开放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需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例如已经在“新基建”领域进行大力投资的阿里、腾讯、华为等“新的主体”。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引进私人资本，拓宽融资来源作为新的方式提高效率。

此外，除了硬“新基建”，还有软的“新基建”应作为新的内涵。近年经济社会领域频频爆发出的各种问题，如猪肉价格暴涨、政策一刀切误伤民企中小企业等问题，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迫在眼前，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等软基建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减税降费是必然选择。短期内，推行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增加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但在经济下行周期，财政应该推行跨期收支平衡，实现从平衡财政向功能性财政的转换。实现经济繁荣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后，财政压力自然会缓解。尤其对于大型城市，面对人口的持续性流入，进行适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推动了经济增长，又造福了民生。

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自于开放，以开放促发展

中国行业当前开放程度各不相同，越是开放，竞争力越强。第一类是开放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和旅游业；第二类是限制类的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第三类是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如互联网信息、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软性“新基建”的制度建设改革也包括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的开放。因此，抓住当前机遇期，“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泽平宏观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幼稚产业，汽车、化妆品和高端服装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外商投资限制；进一步强化基础研发、执法透明度、产权保护以及维权意识也是当前发展经济的关键点。

从“旧基建”到“新基建”，其目的皆是为了创造国家的核心资产。改革开放的事实表明：真正的核心资产是好的制度和机制。中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固然有大规模基建投资的功劳，但更多的是制度体系的完善、改革和开放。基建投资是果，改革开放是因，推动经济增长，完善市场经济，才会有家底大兴土木开展基建。因此，软性“新基建”即是以制度为主的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自我革新迫切需要改革开放。

三、“新基建”对经济拉动的乘数效应

后疫情时代，务必强调基建以及推出积极财政，降低税负、稳定房价，鼓励人口增长，缓解人口老龄化社会负担，抓住疫情后关键期，针对本次疫情暴露出的短板，加强应急避难、灾害预防、大健康医疗、教育人才等基础设施类的投资建议，继续改革开放，开放、包容，顺势而为。也许就像“泽平宏观”中所说，对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是核心，开放是关键，大力发展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新基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包括在上游与下游两个方向上的带动。在上游方向上，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平台、物联网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网络、区块链网络等，都是由各种信息技术设备组成的，这势必将带动各种设备的投资，组成设备的元部件、以及制造元部件的金属/非金属材料的投资都将被带动，这即为乘数效应。因此，“新基建”将直接带动信息设备制造、电子元部件制造，包括集成电路，与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制造，包括半导体，同时还将间接地带动很多其他行业，如机械、化工、黑色和有色金属采掘、封装、物流及信息服务等等。

在下游方向上，信息基础设施的建立将大大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及效率，带来诸如“互联网+效应”。从信息经济内部开始，5G网络将大大提升智能化水平从而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普及，大大提升万物相联的能力从而促成物联网，包括车联网的实质性崛起，大大提升VR／AR的效果与效率，将VR／AR嵌入实体经济与人民生活。由此，智慧工厂、智慧办公室、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将从梦想照进现实，信息经济将惠及整个经济及社会，带动整个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

2020年是实现小康社会、扶贫攻坚、完成十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短期来看，疫情对经济造成“干扰”，拉动经济的三大马车中的消费和出口动能不足，因此需要依靠重启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作为这次“稳经济”的杀手锏，“新基建”势必会释放和激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