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县城的发展情况

县城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一）从数量看，县及县级市数量占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2/3。2019年底，县和县级市数量分别为1494、387个，二者共计1881个，约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量的2倍。

（二）从人口看，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55亿人、0.9亿人左右，共计2.4亿人左右，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

（三）从经济看，2019年县及县级市GDP体量为38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近2/5。其中，作为县域经济核心的县城及县级市城区GDP占全国GDP的近1/4。

二、国家大力推动县城城镇化

（一）政策频发，加速县城发展

1.4月初，发改委发布了《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中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加大要素保障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抓紧补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暴露出来的短板弱项，推进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

2.5月底，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对县城新型城镇化如何“补短板”指明“新空间”。

3.7月初，发改委又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有序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推进县城智慧化改造，保障建设成效、防范潜在风险，有效发挥项目数字化、智慧化赋能效应，支撑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有序推进各区域县城城镇化发展

在今年发布的政策中，提出有序发展县城城镇化，其中将优先支持东部地区基础较好的县城建设，率先实现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有序支持中西部和东北部城镇化地区县城（含边境地区重点县城建设，加快增强人口经济承载能力）。以发展基础扎实、财政实力较强、政府债务率较低为基本要求，在湖北、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东中部都市圈地区，兼顾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选择120个县和县级市开展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工作，切实加大这些地区中央财政性资金等政策支持力度。具体名单如下：

图1 各区域部示范县数量分布

图2 各省示范县的数量

（三）明确县城补短板重点工作方向

补短板要补到最关键的领域，《通知》公布的四大领域、17项建设任务都属于对县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较大，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补齐这些短板，既有利于提高民生福祉，又有利于发掘扩大内需潜力，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三、自下而上的城镇化之路

2019年中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迈过60%这一重要的门槛，加之今年疫情爆露出来的县城乡村中的一系列问题，是今年政策发声转向的重要原因。这表明过去长期以来城镇化进程的“唯大唯上”大方针开始发生调整和改变。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大方针始终是优先发展大城市，将绝对优势比例的资源全部汇聚于大城市，进而在较短的时间内“速成”一大批能够辐射和带动周边发展的区域中心城市。这就造成了，对于想实现城镇化的乡镇居民，只能通过进城打工或少部分通过高考的渠道，跻身大中城市，实现自己的身份转变。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大中城市的农民工井喷式增长，大量农村的年轻人直接迈入一二线城市，他们完成城镇化的方式是向上大跳跃，一步到位。这无疑给大中城市带来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外来人口增加过快，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文化造成很大挑战，也爆发出很多社会问题。这种城镇化的方式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提升城镇化率的数值，但城乡居民是否实现了真正的融合，还有待观察。

今年推出的一系列推动县城城镇化的政策，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完成城镇化的方式。不在是让大量乡镇居民通过迁徙的方式完成身份转变，而是就地转变。通过对县城自身的投资和建设，提升县城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一）缓解中心城市压力，优化空间格局

自上而下的城镇化之路，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乡镇居民迁入中心城市，导致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功能过载，患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亟须“瘦身健体”；而很多县城和乡镇则因人口流失，出现大量的空城，失去发展的活力，整体发展更为滞后。加快推进县城城镇化，既有利于承接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助推形成同城化发展的都市圈；也有利于强化与邻近地级市城区的衔接配套，还能带动小城镇发展，正是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突破口。

（二）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城乡融合

从投资潜力看，2019年县城人均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仅相当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的1/2，以往多年形成的存量差距更为巨大；从消费潜力看，2019年县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相当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城区居民的2/3。若能缩小两者差距，新增投资与消费均不可限量。县城处于城乡之间，正是农民进城就业安家、城乡要素跨界配置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天然载体。但当前相当数量的县城难以支撑农民就近城镇化，也难以对城市要素入乡发展、城市居民入乡消费提供服务保障。